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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特征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问题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022年1月，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

　　要准确了解中国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有必要了解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的贫困状况。众所周知，中国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屡遭外国列强的践踏，后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甚至残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在那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外国的干涉反过来又为中国内战创造了条件。根据世界上最著名的长期增长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由于遭受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灾难，1949年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

　　正如习所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这体现了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但马克思认为，这些不同的财产和生产方式正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的体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以汽车生产为例有助于了解中间产品/流动资本和固定投资/固定资本之间的差异。方向盘在一辆汽车的制造过程中属于单个生产周期使用的汽车零件，因此是中间产品/流动资本。但是装配汽车的机器人或机器则可用于多个生产周期生产更多的汽车，因此是固定投资/固定资本。用非技术术语来说，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这一过程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

　　因此，应指出的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包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取决于整体生产方式的矛盾，而非每个地区或国家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总结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就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至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影响。由于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发展不均衡意味着全球将发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所有生产高度社会化后，才会发生这种过渡。即便在21世纪，当一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方面，现代全球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的劳动社会化程度极高；另一方面，在许多其他行业，仍由个人、家庭或小规模生产主导。事实上，在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人类仍在从事相对小规模的生产。总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早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主导之前就开始了。

　　马克思指出，在过渡之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作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报酬、产品与服务应“按劳分配”。这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即便是在国有行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平等现象必然存在，“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马克思认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在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完成了从基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基于“使用价值”的社会主义或经济/社会的过渡。